2009年7月5日星期日
何清涟：我看中国改革
何清涟：我看中国改革
改革三十年与中国国家能力的畸形发展
【何清涟】 这一次讨论会讨论的是两个主题。一个是「大饥荒」，这个在国内今年是根本不许讨论的。还有一个是「改革三十年」，这个是目前讨论的轰轰烈烈，但是只许从赞美的角度上讨论，讨论的主题就是从各个角度，讲述共产党怎么样把中国人民从改革前的黑暗引领出来，至于改革以前的黑暗是谁造成的呢？这个他就不提啦！我想在这里讲一下，从我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改革。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改革三十年与中国国家能力的畸形发展』。
第一部份，从四个视角来谈中国的改革是否成功。
第一个视角就从社会分配的角度考虑。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改革是一场利益重新分配、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那么它的结局，就很能够衡量中国的改革是否成功。按照中国政府自己颁布的数字，中国衡量贫富差距、分配收入的不平等指标 --「基尼系数」）已经接近零点五，但是只是逼近，因为按照他的计算是永远不会超过零点五的，因为零点五是社会动乱的表现。它就是在零点四点七、八左右排徘徊了好几年。
不是很专业的人不太明白「基尼系数」的含义，那么我就讲一个数据。根据二零零六年「波士顿全球资询公司」公布的全球财富报告，其中中国财富的集中达到相当惊人的程度。中国一百五十万个家庭占有中国社会总财富的百分之七十。而且其中特别标明了，这个只包括银行存款和股票的金融资产，而房地产及转移海外的资产不计在内。那么一百五十万个家庭是中国家庭总数的多少呢？就是百分之零点四。美国--这个被中国拼命批评贫富差距过大的国家，他的「基尼系数」是多少呢？是百分之五的家庭拥有财富的百分之五十六到五十九之间。那么这样一比我们就知道中国的贫富差距是多大了。
中国政府一直宣称自己GDP总量已经直追美国，超越日本、德国，即将成为第二大国，然后在二零二零年就会超越美国。但世界银行去年宣布，按亚洲开发银行的购买力评价标准评量中国的GDP有很大的水份。按照调整过的标准评量，中国的GDP总量要缩水百分之四十，也就是说中国的财富总量一下子缩小了百分之四十。中国每日消费在一美元以下的人口达到三亿多，这跟中国所宣布的贫困人口五千万相差六倍。那么有三亿多人只有日均一美元以下的消费，这是相当贫困的。从社会分配来说，中国的改革是极不公平的。
第二个视角从「民主化」发展看。我也算是改革的亲历者、观察者和见证者。我记得那个时候，八十年代的启蒙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要批判社会制度，当然也从各个角度批判，但是追求的目标就是要「民主化」，西方的民主制度是我们追求的楷模和目标。但是，从胡锦涛接任以后，中国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意识型态向「左」转，经济政策就向「右」转，整个国家的行动和思维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开始否定西方的民主制度。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由社科院颁布了一个『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是它的标志。他颁布这个『白皮书』的目地就是要澄清一个普遍的「误解」，即中国只搞了经济改革，没搞政治改革。『白皮书』说中国的民主建设早就完成了，它深深的植根于民主大地。大家让共产党当政，那是中国人民的选择。这个报告的执笔人房宁是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的副所长，他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详细地解释了四条。从那以后整个理论界的风向就变了。
『南方周末』曾经登过一个北大召开的政治改革讨论会，很多学者一开头就要声明：我是不赞成西方的三权分立，我是拥护我们社会主义特色的民主政治！至于这个「民主化」，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和内涵的鉴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跟西方的民主政治的内涵是完全不一样。
最近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政府真的是欣喜若狂，它是对内对外有两张脸。对外，就是表示要和美国携手共渡难关，然后央行就三路齐下，增加资本流动性，和世界各国央行保持一致。对内，宣称中国的经济危机都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包括前年开始的房地产、股市等等，它全部归罪到美国的金融危机。然而这也不是它的真正目地，它真正目地是要说，金融危机证明美国自由市场制度的破产，倒掉了美国这块民主政治的金字招牌。然后就开始从里根时代的小政府，政府不干预经济。最后就得出结果，现在全世界都普遍看好中国模式和俄国模式，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胡锦涛这个政府是不可能再在政治民主化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
第三个视角，是从社会结构来看中国至今仍然是一个底层社会过分庞大的社会。我记得我在二零零年写过一个『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的文章，其中我试图打破一个「神话」即中国会变成一个中产阶级为主导的社会。我当时分析中国的中产阶级占人口总共也就是百分之十五。后来的几项研究包括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也基本上在百分之十五左右这个数字上徘徊。但是清华大学的李强作了一个报告，他的结论非常学术化，外行看不明白。我把他的数据讲一下，你们就明白了。他说：城市里的底层是百分之五十五点多；中产阶级是百分之三十多。但是农村社会底层是占百分之九十八点多，那么就是相当庞大。他把这个社会称作「倒丁字型结构」，就是庞大基座，比我们讲的「金字塔结构」还要厉害。那个报告，我想李强可能就是成心让大家看不明白，所以全是模型和数据。但是他这个结论我觉得是最接近真实的。所以这三方面来看中国的改革都不是成功的。
第四个视角「世界工厂」的倒闭。中国号称「世界工厂」，但是这个「世界工厂」从技术上来说，根本就无法和几百年前的「世界工厂」英国相比。到去年结束了「世界工厂」的荣耀为止，中国在技术上不处于领先地位；它只是「世界工厂」中间的一个加工组装车间，很多的核心技术都在别的国家--发达国家。但是这个「世界工厂」是以透支中国的环境资源；透支劳工的生命福利所建立起来的一个庞大的血汗工厂。
这个「世界工厂」从去年起面临极大的问题。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三大支出产业是：第一是纺织品。它这在世界一直是居于领先地位，市场占有率超过百分之六十以上。第二个是制鞋。制鞋在二零零三年开始，市场占有率国际占有率，就百分之六十八以上，世界到处都可以看到Made in China 的鞋类。还有一个就是玩具。玩具的市场占有率也是超过百分之六十。但是这三大产业去年都因为质量问题，遭到西方各国贸易的抵制。比如有毒的鞋子，还有有毒的玩具等等，遭到西方各国贸易壁垒和抵制。
今年中国经济的心脏地带 -- 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都先后发生企业倒闭潮。珠江三角洲的倒闭潮从去年开始；长江三角洲从今年开始倒闭。倒闭的原因有相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我在这里不说了。
去年年底日本的一家杂志约我写一篇文章评述二零零八年的经济，我当时写的标题叫做：『二零零八中国经济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我就从房地产、股市、还有企业倒闭、通涨指数，这四方面分析，最后归结到一条，就是这四者都会造成银行的烂帐过大，中国银行前几年通过股市转嫁出去的金融危机又会重新回来。这篇文章虽然是写在一月份，但是现在看来都一一验证。不过共产党现在把它归结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实际上美国金融危机到现在对中国的影响还是相当有限，不像对欧洲、日本等其它市场经济国家的影响。
很多外国研究中国的学者反复地问我：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GDP增加的这么大，为什么老百姓的反抗那么多？我当时思考了一下，我回答说：非常简单。这跟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直接相关。大家看一下，中国这个财富的寻宝图，就是四大内容，哪四大呢？一个就是股市；一个就是房地产；还有一个就是资源型企业；再来一个就是金融。股市，大家可能在国外都知道，我就不讲了。房地产这些年来几乎就是以圈占农民的耕地和城市拆迁户的住房用地为主要内容，它支撑了近十多年的中国房地产业。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政府和别的政府不同，在房地地产的市场上他一身两任，既充当买者，又充当卖者。它充当买者，是从农民手里用权力把土地低价强征过来，或者用很低的补偿把拆迁户的房子、住宅基地弄过来，然后再转手倒给地产商，就赚很多的钱。所以中国的贪官污吏百分之九十五都和房地产有关，这是近十年的一个事实。
还有一个就是资源性企业。资源性企业就是重化企业。大家去看一下二零零五和二零零六年的全国纳税五百强，排在前六十名的几乎全是国家级的重化企业，这些石油重化企业都是高污染企业，其中包括近两年不断引起反抗活动的PX项目，那么这些项目建到哪里，哪里就遭受到高污染。
所以中国近年来的社会反抗主要就是四大问题：第一就是反征地；第二就是反拆迁；第三就是反环境污染；第四就是泄愤型的。泄愤型就是老百姓多方申诉得不到解决，大家积怨已久，遇到一个突发事件就会爆发。就像那个「瓮安事件」 、「高英英事件」，都跟参与者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大家都出于泄愤而参与。而且这种泄愤的事情是愈来愈多。所以你只要看一看哪个领域财富增长的最快，哪个领域的掠夺行为就发生的最多；哪个领域引起的反抗也就最高。这么总结吧，就是中国的产业政策和公共政策塑造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塑造着中国社会反抗模式。
第二部份：经济结构和国家能力畸型发展之间的关系
前面我从四个方面讲了改革的不成功。那么这么大的财富增长，这么掠夺性的使用中国的财力和环境资源，最后的利益都归了谁呢？就是归了中国的政府和政治利益集团，以及依附在它们之上的经济利益集团和部份知识精英。
我算三个数据大家就知道了。中国的GDP总量，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跟大家讲这个「分税制」以前的了，我就讲「分税制」以后。「分税制」最大的特点就是中央收回「财权」，但是把社会福利，还有公共建设所有的「事权」留给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了维护财政开支和地方官员的利益，就加强其掠夺性，但是因为中央政府它高高在上，它不面对底层社会和农民，所以农民会说中央的政策是好的，都是叫基层政府的官员念歪了。我是一直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因为「分税制」的不公平才导致地方政府掠夺性的行为，那么地方政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的医疗、养老保险、还有教育、包括道路建设、桥梁建设，各种各样的东西都甩给了地方政府，而地方的税收「油水」全被中央拿去了，比如最大的烟酒税、海关税、还有印花税全归中央的。只有是农业税留给地方了，还有一些比较小的税，所以地方政府为了开拓新税源，和民众之间的矛盾愈来愈激烈。
一九九四年是「分税制」执行的第一年，我讲第二年，就是一九九五年。一九九五年政府的财政收获占GDP的百分之十四点八；，全国的职工工资的总收入占GDP的百分之十三点九，相差只有零点几个百分点，这个时候朱镕基还没有「甩包袱」，就是教育、医疗、养老、还有失业这些都是归政府担着。但是到了二零零七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GDP总量多少呢？是百分之二十四。职工的工资总额是占GDP从百分之十五点四降到十一点七。同时这时候老百姓头上还压了三座大山：就是教育、医疗、住房，很多人没有养老保险。大家就可以看出这个政府是很不负责任的。
还有一个数目，贪污腐败每年流失的资金，叫做「腐败黑数」，「腐败黑数」的总量有多大呢？大概是在九八年开始一直到二零零四年之间，占GDP总量的百分之十三到十六点八，就是超过整个国家职工工资收入的比例。在这个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出政府的资源抽取能力是非常强的。
政府通过改革大大的加强了他的国家能力。国家能力分五种：第一种是资源抽取能力；第二种就是强制能力；第三是分配能力；第四是规范能力；第五就是保护能力。
强大的「资源汲取能力」。因为他的征地已经造成八千万农民失去土地，三百七十万拆迁户失去住房，搞的这么多人无家可归，那些失地农民彻地的成为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的「三无」人员。
第二，是「强制能力」。「这几年大家都知道各个地方针对农民的反抗已经不像朱镕基时代，还给一点「胡萝卜加大棒」，现在一味只有「大棒」，安抚是愈来愈不需要了。国家安全局几乎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网络警察，那么这种强管制能力是愈来愈强。
第三，谈一谈「规范能力」。「规范能力」是政府用法律，规范政府、官员、规范企业、规范社会成员的能力。中国的环境污染大家都知道非常厉害，但是你们知道环保立法共有多少吗？环保立法高达一千七百八十多部。而且层层政府都有环保局管「环评」，但是最后中国的环境污染是以非常迅猛的速度恶劣化。那么这就说明政府的「规范能力」很差。
同时还有一个标准，有一个数据，这个数据讲起来，你们可能特别吃惊，中国普通人的犯罪率是四百分之一；公务员的犯罪率是两百分之一，就是比普通人高一倍；那么法官的犯罪率是多高呢？是百分之一点五，是普通人的五倍，中国的官员法官成了高犯罪群体了。就是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政府的规范能力有多么糟糕。
第四再看看这个「保护能力」。「保护能力」大家都知道，这个警察至少是保护社会秩序的一个主要力量。但是大家从杨佳这个事件可以看出，警察已经成为犯罪的根源了，已经成了犯罪的因素，引起民怨的因素。所以杨佳杀警大家不同情警察，只同情杨佳，就是因为他们把被杀的警察当成了制度的象征了。至于黑社会剥夺老百姓，而政府很多官员几乎是和黑社会形成一体。这些我都有专题报告，我就不在这里讲啦。
最后再讲一下「分配能力」。前面谈到贫富差距，这叫财富分配能力。还有一个叫做「福利分配」能力。「福利分配」就是社会福利制度，那么我谈一下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福利制度是三大保险，就是养老、医疗、失业。现在这三大保险，几乎只覆盖了党政事业机关。那么就是说，养老保险只覆盖了就业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政府医疗保险这几年的投入是愈来愈低，只有百分之十七点多；社会的投入百分之二十七的点多；而个人投入超过百分之十五。印度这个国家比我们国家穷，但是印度政府的投入占百分之五十八左右；欧洲国家投入是百分之七十三左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政府几乎把包袱全甩给民众。那么有限的政府投入又用到哪里去了呢？百分之八十五用到了八百多万干部的身上，就是那些老干部医疗保险，这都是共产党自己有数据计算的，我就不谈了。
最后，我做一个简短的结论。根据我上述所谈的，我觉得我们中国政府已经完全堕落成了一个「自利型」的集团。这个集团的自利性有：分配的自利性，还有立法的自利性。所谓立法常常是一个部门自己立法，立出有利于自己的法，自己执法。那么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中间既是制定者、监督者、裁判者，同时自己还要下场参赛。很多官员的家属、亲人都经商，政府还办公司。所以像这样的政府「一身而三任」的所谓「市场经济」，我们能叫做跟美国相比的那种市场经济吗？很抱歉因为我这篇文章还没有完成，它中间还有一些表格、图表我还要绘制。完成以后我会发表的，到时候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谢谢大家。
改革三十年与中国国家能力的畸形发展
【何清涟】 这一次讨论会讨论的是两个主题。一个是「大饥荒」，这个在国内今年是根本不许讨论的。还有一个是「改革三十年」，这个是目前讨论的轰轰烈烈，但是只许从赞美的角度上讨论，讨论的主题就是从各个角度，讲述共产党怎么样把中国人民从改革前的黑暗引领出来，至于改革以前的黑暗是谁造成的呢？这个他就不提啦！我想在这里讲一下，从我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改革。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改革三十年与中国国家能力的畸形发展』。
第一部份，从四个视角来谈中国的改革是否成功。
第一个视角就从社会分配的角度考虑。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改革是一场利益重新分配、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那么它的结局，就很能够衡量中国的改革是否成功。按照中国政府自己颁布的数字，中国衡量贫富差距、分配收入的不平等指标 --「基尼系数」）已经接近零点五，但是只是逼近，因为按照他的计算是永远不会超过零点五的，因为零点五是社会动乱的表现。它就是在零点四点七、八左右排徘徊了好几年。
不是很专业的人不太明白「基尼系数」的含义，那么我就讲一个数据。根据二零零六年「波士顿全球资询公司」公布的全球财富报告，其中中国财富的集中达到相当惊人的程度。中国一百五十万个家庭占有中国社会总财富的百分之七十。而且其中特别标明了，这个只包括银行存款和股票的金融资产，而房地产及转移海外的资产不计在内。那么一百五十万个家庭是中国家庭总数的多少呢？就是百分之零点四。美国--这个被中国拼命批评贫富差距过大的国家，他的「基尼系数」是多少呢？是百分之五的家庭拥有财富的百分之五十六到五十九之间。那么这样一比我们就知道中国的贫富差距是多大了。
中国政府一直宣称自己GDP总量已经直追美国，超越日本、德国，即将成为第二大国，然后在二零二零年就会超越美国。但世界银行去年宣布，按亚洲开发银行的购买力评价标准评量中国的GDP有很大的水份。按照调整过的标准评量，中国的GDP总量要缩水百分之四十，也就是说中国的财富总量一下子缩小了百分之四十。中国每日消费在一美元以下的人口达到三亿多，这跟中国所宣布的贫困人口五千万相差六倍。那么有三亿多人只有日均一美元以下的消费，这是相当贫困的。从社会分配来说，中国的改革是极不公平的。
第二个视角从「民主化」发展看。我也算是改革的亲历者、观察者和见证者。我记得那个时候，八十年代的启蒙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要批判社会制度，当然也从各个角度批判，但是追求的目标就是要「民主化」，西方的民主制度是我们追求的楷模和目标。但是，从胡锦涛接任以后，中国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意识型态向「左」转，经济政策就向「右」转，整个国家的行动和思维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开始否定西方的民主制度。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由社科院颁布了一个『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是它的标志。他颁布这个『白皮书』的目地就是要澄清一个普遍的「误解」，即中国只搞了经济改革，没搞政治改革。『白皮书』说中国的民主建设早就完成了，它深深的植根于民主大地。大家让共产党当政，那是中国人民的选择。这个报告的执笔人房宁是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的副所长，他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详细地解释了四条。从那以后整个理论界的风向就变了。
『南方周末』曾经登过一个北大召开的政治改革讨论会，很多学者一开头就要声明：我是不赞成西方的三权分立，我是拥护我们社会主义特色的民主政治！至于这个「民主化」，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和内涵的鉴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跟西方的民主政治的内涵是完全不一样。
最近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政府真的是欣喜若狂，它是对内对外有两张脸。对外，就是表示要和美国携手共渡难关，然后央行就三路齐下，增加资本流动性，和世界各国央行保持一致。对内，宣称中国的经济危机都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包括前年开始的房地产、股市等等，它全部归罪到美国的金融危机。然而这也不是它的真正目地，它真正目地是要说，金融危机证明美国自由市场制度的破产，倒掉了美国这块民主政治的金字招牌。然后就开始从里根时代的小政府，政府不干预经济。最后就得出结果，现在全世界都普遍看好中国模式和俄国模式，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胡锦涛这个政府是不可能再在政治民主化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
第三个视角，是从社会结构来看中国至今仍然是一个底层社会过分庞大的社会。我记得我在二零零年写过一个『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的文章，其中我试图打破一个「神话」即中国会变成一个中产阶级为主导的社会。我当时分析中国的中产阶级占人口总共也就是百分之十五。后来的几项研究包括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也基本上在百分之十五左右这个数字上徘徊。但是清华大学的李强作了一个报告，他的结论非常学术化，外行看不明白。我把他的数据讲一下，你们就明白了。他说：城市里的底层是百分之五十五点多；中产阶级是百分之三十多。但是农村社会底层是占百分之九十八点多，那么就是相当庞大。他把这个社会称作「倒丁字型结构」，就是庞大基座，比我们讲的「金字塔结构」还要厉害。那个报告，我想李强可能就是成心让大家看不明白，所以全是模型和数据。但是他这个结论我觉得是最接近真实的。所以这三方面来看中国的改革都不是成功的。
第四个视角「世界工厂」的倒闭。中国号称「世界工厂」，但是这个「世界工厂」从技术上来说，根本就无法和几百年前的「世界工厂」英国相比。到去年结束了「世界工厂」的荣耀为止，中国在技术上不处于领先地位；它只是「世界工厂」中间的一个加工组装车间，很多的核心技术都在别的国家--发达国家。但是这个「世界工厂」是以透支中国的环境资源；透支劳工的生命福利所建立起来的一个庞大的血汗工厂。
这个「世界工厂」从去年起面临极大的问题。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三大支出产业是：第一是纺织品。它这在世界一直是居于领先地位，市场占有率超过百分之六十以上。第二个是制鞋。制鞋在二零零三年开始，市场占有率国际占有率，就百分之六十八以上，世界到处都可以看到Made in China 的鞋类。还有一个就是玩具。玩具的市场占有率也是超过百分之六十。但是这三大产业去年都因为质量问题，遭到西方各国贸易的抵制。比如有毒的鞋子，还有有毒的玩具等等，遭到西方各国贸易壁垒和抵制。
今年中国经济的心脏地带 -- 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都先后发生企业倒闭潮。珠江三角洲的倒闭潮从去年开始；长江三角洲从今年开始倒闭。倒闭的原因有相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我在这里不说了。
去年年底日本的一家杂志约我写一篇文章评述二零零八年的经济，我当时写的标题叫做：『二零零八中国经济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我就从房地产、股市、还有企业倒闭、通涨指数，这四方面分析，最后归结到一条，就是这四者都会造成银行的烂帐过大，中国银行前几年通过股市转嫁出去的金融危机又会重新回来。这篇文章虽然是写在一月份，但是现在看来都一一验证。不过共产党现在把它归结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实际上美国金融危机到现在对中国的影响还是相当有限，不像对欧洲、日本等其它市场经济国家的影响。
很多外国研究中国的学者反复地问我：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GDP增加的这么大，为什么老百姓的反抗那么多？我当时思考了一下，我回答说：非常简单。这跟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直接相关。大家看一下，中国这个财富的寻宝图，就是四大内容，哪四大呢？一个就是股市；一个就是房地产；还有一个就是资源型企业；再来一个就是金融。股市，大家可能在国外都知道，我就不讲了。房地产这些年来几乎就是以圈占农民的耕地和城市拆迁户的住房用地为主要内容，它支撑了近十多年的中国房地产业。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政府和别的政府不同，在房地地产的市场上他一身两任，既充当买者，又充当卖者。它充当买者，是从农民手里用权力把土地低价强征过来，或者用很低的补偿把拆迁户的房子、住宅基地弄过来，然后再转手倒给地产商，就赚很多的钱。所以中国的贪官污吏百分之九十五都和房地产有关，这是近十年的一个事实。
还有一个就是资源性企业。资源性企业就是重化企业。大家去看一下二零零五和二零零六年的全国纳税五百强，排在前六十名的几乎全是国家级的重化企业，这些石油重化企业都是高污染企业，其中包括近两年不断引起反抗活动的PX项目，那么这些项目建到哪里，哪里就遭受到高污染。
所以中国近年来的社会反抗主要就是四大问题：第一就是反征地；第二就是反拆迁；第三就是反环境污染；第四就是泄愤型的。泄愤型就是老百姓多方申诉得不到解决，大家积怨已久，遇到一个突发事件就会爆发。就像那个「瓮安事件」 、「高英英事件」，都跟参与者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大家都出于泄愤而参与。而且这种泄愤的事情是愈来愈多。所以你只要看一看哪个领域财富增长的最快，哪个领域的掠夺行为就发生的最多；哪个领域引起的反抗也就最高。这么总结吧，就是中国的产业政策和公共政策塑造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塑造着中国社会反抗模式。
第二部份：经济结构和国家能力畸型发展之间的关系
前面我从四个方面讲了改革的不成功。那么这么大的财富增长，这么掠夺性的使用中国的财力和环境资源，最后的利益都归了谁呢？就是归了中国的政府和政治利益集团，以及依附在它们之上的经济利益集团和部份知识精英。
我算三个数据大家就知道了。中国的GDP总量，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跟大家讲这个「分税制」以前的了，我就讲「分税制」以后。「分税制」最大的特点就是中央收回「财权」，但是把社会福利，还有公共建设所有的「事权」留给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了维护财政开支和地方官员的利益，就加强其掠夺性，但是因为中央政府它高高在上，它不面对底层社会和农民，所以农民会说中央的政策是好的，都是叫基层政府的官员念歪了。我是一直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因为「分税制」的不公平才导致地方政府掠夺性的行为，那么地方政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的医疗、养老保险、还有教育、包括道路建设、桥梁建设，各种各样的东西都甩给了地方政府，而地方的税收「油水」全被中央拿去了，比如最大的烟酒税、海关税、还有印花税全归中央的。只有是农业税留给地方了，还有一些比较小的税，所以地方政府为了开拓新税源，和民众之间的矛盾愈来愈激烈。
一九九四年是「分税制」执行的第一年，我讲第二年，就是一九九五年。一九九五年政府的财政收获占GDP的百分之十四点八；，全国的职工工资的总收入占GDP的百分之十三点九，相差只有零点几个百分点，这个时候朱镕基还没有「甩包袱」，就是教育、医疗、养老、还有失业这些都是归政府担着。但是到了二零零七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GDP总量多少呢？是百分之二十四。职工的工资总额是占GDP从百分之十五点四降到十一点七。同时这时候老百姓头上还压了三座大山：就是教育、医疗、住房，很多人没有养老保险。大家就可以看出这个政府是很不负责任的。
还有一个数目，贪污腐败每年流失的资金，叫做「腐败黑数」，「腐败黑数」的总量有多大呢？大概是在九八年开始一直到二零零四年之间，占GDP总量的百分之十三到十六点八，就是超过整个国家职工工资收入的比例。在这个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出政府的资源抽取能力是非常强的。
政府通过改革大大的加强了他的国家能力。国家能力分五种：第一种是资源抽取能力；第二种就是强制能力；第三是分配能力；第四是规范能力；第五就是保护能力。
强大的「资源汲取能力」。因为他的征地已经造成八千万农民失去土地，三百七十万拆迁户失去住房，搞的这么多人无家可归，那些失地农民彻地的成为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的「三无」人员。
第二，是「强制能力」。「这几年大家都知道各个地方针对农民的反抗已经不像朱镕基时代，还给一点「胡萝卜加大棒」，现在一味只有「大棒」，安抚是愈来愈不需要了。国家安全局几乎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网络警察，那么这种强管制能力是愈来愈强。
第三，谈一谈「规范能力」。「规范能力」是政府用法律，规范政府、官员、规范企业、规范社会成员的能力。中国的环境污染大家都知道非常厉害，但是你们知道环保立法共有多少吗？环保立法高达一千七百八十多部。而且层层政府都有环保局管「环评」，但是最后中国的环境污染是以非常迅猛的速度恶劣化。那么这就说明政府的「规范能力」很差。
同时还有一个标准，有一个数据，这个数据讲起来，你们可能特别吃惊，中国普通人的犯罪率是四百分之一；公务员的犯罪率是两百分之一，就是比普通人高一倍；那么法官的犯罪率是多高呢？是百分之一点五，是普通人的五倍，中国的官员法官成了高犯罪群体了。就是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政府的规范能力有多么糟糕。
第四再看看这个「保护能力」。「保护能力」大家都知道，这个警察至少是保护社会秩序的一个主要力量。但是大家从杨佳这个事件可以看出，警察已经成为犯罪的根源了，已经成了犯罪的因素，引起民怨的因素。所以杨佳杀警大家不同情警察，只同情杨佳，就是因为他们把被杀的警察当成了制度的象征了。至于黑社会剥夺老百姓，而政府很多官员几乎是和黑社会形成一体。这些我都有专题报告，我就不在这里讲啦。
最后再讲一下「分配能力」。前面谈到贫富差距，这叫财富分配能力。还有一个叫做「福利分配」能力。「福利分配」就是社会福利制度，那么我谈一下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福利制度是三大保险，就是养老、医疗、失业。现在这三大保险，几乎只覆盖了党政事业机关。那么就是说，养老保险只覆盖了就业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政府医疗保险这几年的投入是愈来愈低，只有百分之十七点多；社会的投入百分之二十七的点多；而个人投入超过百分之十五。印度这个国家比我们国家穷，但是印度政府的投入占百分之五十八左右；欧洲国家投入是百分之七十三左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政府几乎把包袱全甩给民众。那么有限的政府投入又用到哪里去了呢？百分之八十五用到了八百多万干部的身上，就是那些老干部医疗保险，这都是共产党自己有数据计算的，我就不谈了。
最后，我做一个简短的结论。根据我上述所谈的，我觉得我们中国政府已经完全堕落成了一个「自利型」的集团。这个集团的自利性有：分配的自利性，还有立法的自利性。所谓立法常常是一个部门自己立法，立出有利于自己的法，自己执法。那么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中间既是制定者、监督者、裁判者，同时自己还要下场参赛。很多官员的家属、亲人都经商，政府还办公司。所以像这样的政府「一身而三任」的所谓「市场经济」，我们能叫做跟美国相比的那种市场经济吗？很抱歉因为我这篇文章还没有完成，它中间还有一些表格、图表我还要绘制。完成以后我会发表的，到时候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谢谢大家。
2009年6月23日星期二
2009年5月21日星期四
草虾：邓玉娇不能代表中国吗？
草虾：邓玉娇不能代表中国吗？
(博讯2009年05月19日发表)
2009春夏之交的野三关风波，是由西部开发的大气候和巴东县的小气候决定的，迟早要来的。 巴东警官在恩施传媒网录像中的说辞，以及所谓“5.10”案情通报，让我感觉他们试图垄断案件的话语权、剥夺公众的知情权、否认邓玉娇的正当防卫权、滋味反击权，从而掩盖这个案件的真实背景。但是从恩施传媒网录像中的野三关派出所所长的发言可以看到，恩施州和野三关镇，这两级的舆论是同情邓玉娇的，但是夹在中间的巴东县却是相反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案件的政治责任落在巴东县的党委和政府，他们怎么敢让自己境内的草民邓玉娇成为如火如荼的公民抗暴运动的偶像呢？ 一切为了和谐，一切为了稳定。
[1,案件的性质，忧郁症还是腐败症？ (博讯boxun.com)
所以他们羁押邓玉娇于精神病院，追查她的忧郁症和作案工具的来源。 其实这个案子当中真正的作案工具，应该是邓贵大手中的钱、邓贵大手中的权。 一个好端端的国家干部，一个44岁正需要供养孩子上大学的父亲，怎么会有那么多余的人民币去打人民的脸呢？ 这么多钱从何而来？ 邓贵大是第一回吗？ 是第一个吗？ 野三关的招商办主任邓贵大，相当于北京的商务部长薄熙来，是当地公款消费的衣食父母，哪家宾馆饭店敢于得罪他？ 这把刀的来源并不重要，她既可以是娱乐包房里准备给顾客削水果的，也可以是邓玉娇早就带着防身的，并不奇怪。 忧郁症在青春期少女当中是常见的，一个怀着美好的人生憧憬和爱情梦幻的少女，被迫谋生在污泥坑，总要战战兢兢的思考如何出污泥而不染，能不忧郁吗？
忧郁的不仅是邓玉娇，我们也都忧郁啊，否则不会泡网写帖。 温家宝也很忧郁嘛，否则不会动则流泪。 胡锦涛也很忧郁嘛，否则不会眼脸阴沉。林黛玉忧郁，所以葬花；屈原忧郁，所以离骚。 忧郁症的特征是任凭折磨绝不反抗，绝不会狂躁杀人。 杨佳也很忧郁啊，但是杀警了，所以警方的说法是杨佳患有双重人格。
邓玉娇拒绝强暴而杀人，是忧郁症。 如果不拒绝呢，为了获得打在自己脸上的人民币而接受强暴，不也是忧郁症吗？ 总之，作为人民是逃不掉的99%的忧郁症。 如果能用人民币打人民的脸，如果用宝马飙车，才能想显得不忧郁，是不是啊？ 以前我们说“烦着呢”“郁闷着呢”，以后统统改口说“忧郁着呢”。 富人忧郁了，可以洗脚、可以飙车、可以俯卧撑；穷人忧郁了，只好吃药，只好打酱油、只好躲猫猫。以前说围攻中南海，以后说水浴中南海。 以后不说去洗头召妓，说去招商。
巴东警方的说辞，假装他们不懂招妓，其实是有规矩的。 娱乐场所的招妓，一定是通过妈咪的（名片通常是某某娱乐城公关经理），客人说明需要什么样的小姐和什么级别品种的服务，价格大概多少，妈咪找来小姐，看得满意了，客人与小姐再展开私下洽谈。 邓贵大不找妈咪谈，而是随便看到一个女性就要求服务，随便就摁倒在沙发上，这是什么行为呢？ 黄德智、邓贵小为何不阻止邓贵大的暴行呢？分明是一个轮奸集团。 我跟邓贵大一样的44岁，听了录像当中邓玉娇的揪心哭诉“爸爸，他们打我！”--那份挥散不去的惊恐，想起高智晟大哥的女儿挨打，我的想法就是应该三个一起杀掉，这种针对少女的乱伦暴行应该是格杀勿论。
[2,招妓娱乐，能否逼良为娼？ ]
巴东警方的案情通报当中，是招商办主任的陪客公务，而且没有了那位“邓贵小”先生，这样就把案情歪曲为：邓贵大执行公务，为当地人民招商，去娱乐城也是为人民服务的，邓玉娇的服务态度不好，邓贵大作为普通消费者投诉，邓玉娇的态度更加恶劣；邓玉娇早就患有忧郁症，似乎早就想找机会杀人解闷，于是爆发了。 一个正当防卫问题转化为一个服务态度问题，是非曲折完全颠倒。
问题是，邓玉娇在怎样的情况下拔刀的呢？ 若不拔刀会有什么后果呢？我记得有个案子，一个宾馆的女服务生被几位官员轮奸致死，再被抛尸于楼下，警方的结论是这位少女自杀，因为患有忧郁症。 她的父母乡亲都不服，上访几级，都被当地警方镇压掉了。邓贵大老师平时想必也是一位好党员好干部，有能力有修养，否则当不到野三关的商务部长，而且平时也讲廉洁的，也讲为人民服务的。 但是为什么会拿人民币打人民的脸呢？ 父亲会对女儿这样吗？ 老师会对同学这样吗？必定是理智丧失、兽性大发，必定是喝了酒吃了药，看见母猪当貂蝉，何况邓玉娇呢？黄德智、邓贵小能不喝酒吗、能不吃药吗？ 三条精装大汗，轮奸一个少女致死，然后抛尸，当地官府掩盖...这绝不是杜撰的风险。 如果邓玉娇平常没有看见过这里发生的龌龊事情，也不会采取果断措施。
巴东警方无法抹杀的问题是，修脚刀是修理灰趾甲的，怎么会来修你的脖子呢？ 或者你的脖子为什么会送到修脚刀下修理呢？
做人不能太巴东了，是不是？
现在，这个梦幻城的老板，就像杨佳案中的租车行老板，最有知情权。 他也许闭口不谈，也许不会出现在后续的审判当中。 但是，他最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最知道邓贵大来这里是第几次、第几个。 顺藤摸瓜，端出的腐败窝子是整个野三关镇、整个巴东县、整个恩施州、整个湖北省...为什么不端呢？
正当防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纸面原则之一，然后几十年来的司法实践当中从来没有兑现，特别是在官民冲突中，例如公民如果遭受暴力杀胎、暴力拆迁都不能反抗，否则要被作为杀人犯、精神病。这样的司法体系，用意就在于让人民逆来顺受，让人民不懂得正当防卫是世界人权宣言规定的免除恐怖的神圣权力。
[3,邓玉娇代笔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一则消息说一个中国小官在新加坡嫖妓被抓，回国后居然又受到中国的警察的处理，说法是：“你是一个中国人，代表着中国的形象，你嫖妓让中国的形象受损了，所以要处罚你。”那么，遍布地球的卖淫的中国女人就没有代表中国吗？代表中国去操，要受处罚，那么代表中国被操，要不要受处罚呢？
邓玉娇那个土家族，还出产了王昭君、宋祖英、贺龙等等名人。 王昭君代表中国被操的，成了民族英雄。 宋祖英曾经由海军护卫着来到悉尼滩上，其表演是代表中国的。去年的林妙可的奥运伪唱，据说也是为了代表中国。那么，邓玉娇能不能代表中国呢？我看是可以的。 邓贵大能不能代表中国呢？我看也是可以的。
邓贵大代表着一个龌龊的中国、一个腐败的中国、一个暴虐的中国、一个垂死的中国、一个党和政府的中国。
邓玉娇代表着一个纯洁的中国、一个反腐的中国、一个抗暴的中国、一个新生的中国、一个人民的中国。
我们纳税养活的这个我们的党，本来应该是个很好的党。20年前，我们很忧郁，办法是热泪盈眶的跪捧着老邓贵大的脚丫子说“您老84了，您的一生是伟大的，但是您的脚丫子太脏了，满是癣疥，我们帮你修修脚吧！”结果呢？ 老邓贵大用拖拉机修理我们，以后有了江贵大、胡贵大、温贵大、习贵大...去年有个杨玉骄，因为受到吴贵小的修理，上访无门，愤而不再忧郁，修理掉了六个巴东，结果是被政法委的周贵大及其上海小舅子吴贵大修理掉了。
看来，我们养活的伟大的党，总有野三关邓贵大之流的脚癣足疥需要修理，就像邓玉娇、杨玉骄这样的修理。 但若总是不让我们修脚呢？
我们只好帮我们的党修脖子。 _(博讯记者：草虾)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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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9/05/200905192246.shtml)
(博讯2009年05月19日发表)
2009春夏之交的野三关风波，是由西部开发的大气候和巴东县的小气候决定的，迟早要来的。 巴东警官在恩施传媒网录像中的说辞，以及所谓“5.10”案情通报，让我感觉他们试图垄断案件的话语权、剥夺公众的知情权、否认邓玉娇的正当防卫权、滋味反击权，从而掩盖这个案件的真实背景。但是从恩施传媒网录像中的野三关派出所所长的发言可以看到，恩施州和野三关镇，这两级的舆论是同情邓玉娇的，但是夹在中间的巴东县却是相反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案件的政治责任落在巴东县的党委和政府，他们怎么敢让自己境内的草民邓玉娇成为如火如荼的公民抗暴运动的偶像呢？ 一切为了和谐，一切为了稳定。
[1,案件的性质，忧郁症还是腐败症？ (博讯boxun.com)
所以他们羁押邓玉娇于精神病院，追查她的忧郁症和作案工具的来源。 其实这个案子当中真正的作案工具，应该是邓贵大手中的钱、邓贵大手中的权。 一个好端端的国家干部，一个44岁正需要供养孩子上大学的父亲，怎么会有那么多余的人民币去打人民的脸呢？ 这么多钱从何而来？ 邓贵大是第一回吗？ 是第一个吗？ 野三关的招商办主任邓贵大，相当于北京的商务部长薄熙来，是当地公款消费的衣食父母，哪家宾馆饭店敢于得罪他？ 这把刀的来源并不重要，她既可以是娱乐包房里准备给顾客削水果的，也可以是邓玉娇早就带着防身的，并不奇怪。 忧郁症在青春期少女当中是常见的，一个怀着美好的人生憧憬和爱情梦幻的少女，被迫谋生在污泥坑，总要战战兢兢的思考如何出污泥而不染，能不忧郁吗？
忧郁的不仅是邓玉娇，我们也都忧郁啊，否则不会泡网写帖。 温家宝也很忧郁嘛，否则不会动则流泪。 胡锦涛也很忧郁嘛，否则不会眼脸阴沉。林黛玉忧郁，所以葬花；屈原忧郁，所以离骚。 忧郁症的特征是任凭折磨绝不反抗，绝不会狂躁杀人。 杨佳也很忧郁啊，但是杀警了，所以警方的说法是杨佳患有双重人格。
邓玉娇拒绝强暴而杀人，是忧郁症。 如果不拒绝呢，为了获得打在自己脸上的人民币而接受强暴，不也是忧郁症吗？ 总之，作为人民是逃不掉的99%的忧郁症。 如果能用人民币打人民的脸，如果用宝马飙车，才能想显得不忧郁，是不是啊？ 以前我们说“烦着呢”“郁闷着呢”，以后统统改口说“忧郁着呢”。 富人忧郁了，可以洗脚、可以飙车、可以俯卧撑；穷人忧郁了，只好吃药，只好打酱油、只好躲猫猫。以前说围攻中南海，以后说水浴中南海。 以后不说去洗头召妓，说去招商。
巴东警方的说辞，假装他们不懂招妓，其实是有规矩的。 娱乐场所的招妓，一定是通过妈咪的（名片通常是某某娱乐城公关经理），客人说明需要什么样的小姐和什么级别品种的服务，价格大概多少，妈咪找来小姐，看得满意了，客人与小姐再展开私下洽谈。 邓贵大不找妈咪谈，而是随便看到一个女性就要求服务，随便就摁倒在沙发上，这是什么行为呢？ 黄德智、邓贵小为何不阻止邓贵大的暴行呢？分明是一个轮奸集团。 我跟邓贵大一样的44岁，听了录像当中邓玉娇的揪心哭诉“爸爸，他们打我！”--那份挥散不去的惊恐，想起高智晟大哥的女儿挨打，我的想法就是应该三个一起杀掉，这种针对少女的乱伦暴行应该是格杀勿论。
[2,招妓娱乐，能否逼良为娼？ ]
巴东警方的案情通报当中，是招商办主任的陪客公务，而且没有了那位“邓贵小”先生，这样就把案情歪曲为：邓贵大执行公务，为当地人民招商，去娱乐城也是为人民服务的，邓玉娇的服务态度不好，邓贵大作为普通消费者投诉，邓玉娇的态度更加恶劣；邓玉娇早就患有忧郁症，似乎早就想找机会杀人解闷，于是爆发了。 一个正当防卫问题转化为一个服务态度问题，是非曲折完全颠倒。
问题是，邓玉娇在怎样的情况下拔刀的呢？ 若不拔刀会有什么后果呢？我记得有个案子，一个宾馆的女服务生被几位官员轮奸致死，再被抛尸于楼下，警方的结论是这位少女自杀，因为患有忧郁症。 她的父母乡亲都不服，上访几级，都被当地警方镇压掉了。邓贵大老师平时想必也是一位好党员好干部，有能力有修养，否则当不到野三关的商务部长，而且平时也讲廉洁的，也讲为人民服务的。 但是为什么会拿人民币打人民的脸呢？ 父亲会对女儿这样吗？ 老师会对同学这样吗？必定是理智丧失、兽性大发，必定是喝了酒吃了药，看见母猪当貂蝉，何况邓玉娇呢？黄德智、邓贵小能不喝酒吗、能不吃药吗？ 三条精装大汗，轮奸一个少女致死，然后抛尸，当地官府掩盖...这绝不是杜撰的风险。 如果邓玉娇平常没有看见过这里发生的龌龊事情，也不会采取果断措施。
巴东警方无法抹杀的问题是，修脚刀是修理灰趾甲的，怎么会来修你的脖子呢？ 或者你的脖子为什么会送到修脚刀下修理呢？
做人不能太巴东了，是不是？
现在，这个梦幻城的老板，就像杨佳案中的租车行老板，最有知情权。 他也许闭口不谈，也许不会出现在后续的审判当中。 但是，他最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最知道邓贵大来这里是第几次、第几个。 顺藤摸瓜，端出的腐败窝子是整个野三关镇、整个巴东县、整个恩施州、整个湖北省...为什么不端呢？
正当防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纸面原则之一，然后几十年来的司法实践当中从来没有兑现，特别是在官民冲突中，例如公民如果遭受暴力杀胎、暴力拆迁都不能反抗，否则要被作为杀人犯、精神病。这样的司法体系，用意就在于让人民逆来顺受，让人民不懂得正当防卫是世界人权宣言规定的免除恐怖的神圣权力。
[3,邓玉娇代笔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一则消息说一个中国小官在新加坡嫖妓被抓，回国后居然又受到中国的警察的处理，说法是：“你是一个中国人，代表着中国的形象，你嫖妓让中国的形象受损了，所以要处罚你。”那么，遍布地球的卖淫的中国女人就没有代表中国吗？代表中国去操，要受处罚，那么代表中国被操，要不要受处罚呢？
邓玉娇那个土家族，还出产了王昭君、宋祖英、贺龙等等名人。 王昭君代表中国被操的，成了民族英雄。 宋祖英曾经由海军护卫着来到悉尼滩上，其表演是代表中国的。去年的林妙可的奥运伪唱，据说也是为了代表中国。那么，邓玉娇能不能代表中国呢？我看是可以的。 邓贵大能不能代表中国呢？我看也是可以的。
邓贵大代表着一个龌龊的中国、一个腐败的中国、一个暴虐的中国、一个垂死的中国、一个党和政府的中国。
邓玉娇代表着一个纯洁的中国、一个反腐的中国、一个抗暴的中国、一个新生的中国、一个人民的中国。
我们纳税养活的这个我们的党，本来应该是个很好的党。20年前，我们很忧郁，办法是热泪盈眶的跪捧着老邓贵大的脚丫子说“您老84了，您的一生是伟大的，但是您的脚丫子太脏了，满是癣疥，我们帮你修修脚吧！”结果呢？ 老邓贵大用拖拉机修理我们，以后有了江贵大、胡贵大、温贵大、习贵大...去年有个杨玉骄，因为受到吴贵小的修理，上访无门，愤而不再忧郁，修理掉了六个巴东，结果是被政法委的周贵大及其上海小舅子吴贵大修理掉了。
看来，我们养活的伟大的党，总有野三关邓贵大之流的脚癣足疥需要修理，就像邓玉娇、杨玉骄这样的修理。 但若总是不让我们修脚呢？
我们只好帮我们的党修脖子。 _(博讯记者：草虾)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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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18日星期一
2009年5月13日星期三
许志永-政治文明与公民责任
怀着一个世纪以前先辈们同样的梦想，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求一种共识，在中华民族通往现代文明的道路上，我们是谁？我们应当为我们民族的未来承担什么责任？ 我们是这个社会中比较善良的人。每个人内心都有善的一面——乐于帮助他人，也都有恶的一面——损人利己的欲望和冲动。有的人损人利己甚至没有底线，有的人在非常恶劣的环境下依然坚守内心的道德法则，而大部分人行为受利益诱导。一个美好的社会里，恶人得到正义的惩罚，大部分人抑恶扬善。一个道德沦落的社会里，恶人当道，好人吃亏，大部分人抑善扬恶，从小教育孩子学会提防陌生人。我们是这个社会中比较善良的人。我们富有同情心，我们常常为真、善、美而感动，我们不会为私利放弃做人的原则，任何时候我们都会坚守良心的底线。我们就像黑砖窑里的奴工陈小军一样，所有被打的奴工后来有的人成了职业打手，更多的人在胁迫下也会殴打后来者，但陈小军从来不打别人，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他仍然坚守善良的底线。 我们是这个社会中个性比较执着的人。正如人性中有善恶之分一样，人的个性也有强弱之分，有的人个性倔强，违背了自己的意愿就要反抗，而有的人个性温顺，甚至逆来顺受，中国自古就有屈死不告状之说。我们属于社会中个性比较执着的人。面对特权腐败，面对邪恶的不公正，有人成为帮凶，很多人选择了沉默，而我们，从不放弃内心对公平正义的渴望，我们呐喊，我们抗争，哪怕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哪怕有人说我们偏执。其实，社会进步往往是那些“偏执”的不安分的人推动的，大量上访者聚集北京不是他们的性格出了问题，而是我们的社会出了问题。 我们是这个社会中更关心公共利益的人。每个人都会关心公共利益，这是人的本能。但有些人更加关心公共利益，甚至以维护公共利益为自己的职业，通过维护公共利益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们就是这样一群人，在一个人性复苏公共精神兴起的年代，我们走在前列。我们热心公共利益，为陌生人的权利和尊严而努力，为普遍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而奋斗，我们为此感到幸福和骄傲。 我们是新时代的中国公民，是率先站起来的一部分大写的人。我们不是那生来俯首卑微的臣民，我们相信国家属于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相信“打江山坐江山”的野蛮政治逻辑已经成为过去。我们不是生来被奴役被剥夺的贱民，我们相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绝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相信那些写在纸上的条文，我们相信。我们不是历史灾变面前蝼蚁般无声无息的草民，我们相信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是我们的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是被欺诈和不义掠去诚信底线的刁民，任何时候我们都坚守内心的道德和希望的阳光。我们不是被仇恨和绝望燃烧的暴民，我们相信自由、理性、宽容和爱。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因为我们怀着共同的梦想。 我梦想着有一天这是一个政治文明的国度。在这个民主法治健全的国家里，权力服从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政治是为公众谋福利的美好事业，政权更替不是伴随着动荡和恐惧，而是人民节日的庆典。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寡廉鲜耻的阴谋家永远退出历史舞台，至少他们不能以胜利者的姿态趾高气扬，腐败分子如过街老鼠一样无处藏身，执政者的权力和尊严来自崇高的道德和为人民谋福利的能力，来自人民发自内心的赞赏和拥戴。 当人民的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不会有成千上万的冤民仅仅因为来国家的首都寻求正义就被驱逐，被殴打，被关进各种各样的黑监狱。人民的代表来到北京不是为了拉关系，不是为了贿赂，他们是来履行法定职责，他们真正代表人民。 最高法院门前不会充满怨忿而又无奈的上访人群，法官不是庞大官僚体制中卑微的一员，他们是社会正义的守护神，他们可以浩然正气地说——我忠于法律和良心，我有资格代表正义！一个社会如果无权无势者找不到正义的底线，找不到说理地方，和谐只是一个遥远的梦。现在，已经到了法官回归良心树立社会正义底线的时候了！ 每一个官员不会冷漠相向于人民，政府大门会向每一个公民友善地开放，我们有权利向市长当面提出意见，有权利在媒体上批评现任的官员。我们的“公仆”真正以为公众谋福利作为人生价值的实现，他们不得不重视我们手中的选票，他们应当是一群为公众谋福利的人，即使有自己的野心和欲望，也绝没有机会膨胀。 我梦想着有一天，这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 人与人之间不是没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能没有底线。最贫困的人也应当有基本的生活和权利保障，他们应当有体面和尊严的生活。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应当为这个社会承担更大的责任。富有的人可以购买奢华的生活，但不可以拥有法外的权力；掌握权力的人可以行使权力，但不可以践踏别人的尊严。 在法律面前，在人格尊严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一个清洁工和国家领导者之间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不存在法律之外的命令服从关系。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不是以权力为中心的社会，不是一个特权腐败的社会，不是所有的职业都失去尊严和荣耀的社会。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里，每一个人在社会上都能找到自己适自己的职业，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职业感到骄傲。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不在于权势，而在于道德良心的坚守。 我梦想着有一天，这是一个自由幸福的国家。 这将是一个真正自由和人性尊严的国度。官员们不需要充当两面人——在家是好父亲、好丈夫到了工作岗位就得放下良心，他们只需要靠自己的才能和品德就可以升到更合适的位置。法官不需要低三下四去迎合一个法盲的命令，企业家不需要经常讨好官员，医生不需要偷偷地收下红包，律师不需要在当事人和法官之间充当皮条客。我们不需要自己纳税养活一大群人来审查电影和文学，不用养活一大群人专门删除网上言论，不用担心在网络上批评政府遭到跨省追捕，不用担心自己因为宗教信仰而被骚扰，不用担心自己的学术著作通不过漫长的审查。 作为中国公民，我们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一个道德良心基础上的社会。我们不需要贿赂法官也可以在家里安心等待正义的判决，不需要给医生塞红包也不用担心家人做手术时遭到歧视或虐待，不需要缴纳昂贵的借读费也放心自己的孩子会受到平等的教育。当我们开车行驶在路上，即使没有摄像头我们也不会闯红灯，因为我们相信法律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安全；当我们的房子要拆迁改造了，我们不会赶紧为了多得补偿而建新房子，因为我们相信，补偿款不会被克扣，国家会给每一个人公正的赔偿；当法院判决我们输了官司，我们不会拒绝履行，因为我们相信，法官的判决基于法律和良心；当地震灾区需要捐款，我们愿意尽最大努力，不用担心捐款会被贪污和挥霍。在一个道德良心主导的社会中，我们人性的善得到最大的张扬，恶得到最大的抑制，诚实、信用、友爱、互助将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我们的社会没有那么多麻木和冷酷，没有那么多烦恼和愤怒，每一个人脸上是纯真的笑容。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求一种共识，为了这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为我们民族的未来承担什么责任。 中国必然要完成现代文明转型，必然会成为一个民主法治健全、社会公平正义、人民自由幸福的国家。问题在于，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我们民族要为此付出多大代价。 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先辈们呐喊过，奋斗过，但我们始终没能走出历史的阴影。今天，政治文明的责任历史地落在了我们这一代人身上。 有人说，中国一旦民主化将天下大乱。不管这种担忧是否真诚，至少，有一种可能，当现有权力体系突然崩溃，中国社会有可能陷于长时间纷乱。当然，我们并不认为，中国会重蹈二十世纪军阀混战的覆辙，毕竟21世纪人类已经形成民主、法治、人权的普遍共识。 但是，长时间的纷乱也会让人厌恶，而且国家也有分裂的危险。如果我们的民主制度运行在深厚的专制文化土壤上，如果大部分投身于民主规则的人无原则追逐私利而缺乏起码的公共精神，如果那些高喊民主口号的人并不能给普通民众带来自由和幸福，我们追求的民主又能比我们批评的专制好多少？ 当然，从长期来看，至少在当代，民主优于专制，很长时间磨合以后，民主制度也会逐步完善，也会良性运行，也会激发政治的美德。但是，我们的责任是——最小的代价，不要忘记，我们民族已经错过了整个二十世纪。世界上没有一个绝对完美的制度，同样的民主制度在一些国家运行良好，在另一些国家带来纷乱，根本原因在于制度运行缺乏道德或者文化的支撑。因此，我们的责任不仅是健全民主法治制度，更是有必要从一开始，或者说，从变革的过程中就要给民主法治制度奠定高贵的政治文明传统。 有人担心，中国有没有可能建立政治文明的文化传统。美国有基督教文化背景，有华盛顿麦迪逊等人为文明政治树立的高贵榜样，而我们国家自传说中的禅让制以后，两千年的政治文化是“打江山坐江山”一脉相承。 但是文化未必决定命运，漫长的专制历史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永远不能享有民主、法治和自由。文化是一种信念，是一种普遍的心理预期，当一个人根据生活经验预感到别人不去遵守法律的时候，他也就不去遵守法律，因为遵守法律的人会吃亏的，当特权腐败成为生活常态的时候，每个人面对纠纷首先就想到了关系。这种普遍的心理预期是可以改变的，因为道德是可以唤醒的，因为所有的人内心都有善的一面。 必须建立一种新的信念，一种新的预期，让这种新的预期主导我们的社会，必须让人们相信，不去贿赂也能得到公正，让人们相信，从明天起，所有人都不去贿赂，贿赂者会得到惩罚。是的，必须让人们相信。必须有一种力量让人们相信。我们必须成长为这样的力量。 今天，我们最重要的使命不是批评——尽管批评很重要，不是革命——革命不能带来民主和自由，不是改良——尽管我们一直在努力推动改良，我们最重要的使命是建设，建设强大的健康的公民社会。我们从不放弃改良的努力，但把握改良道路的不是我们，我们只能是怀着美好的期望。我们能负责的是我们自己，任何时候，公民社会的成长只会有助于我们政治文明梦想的实现。 公民社会不仅意味着广泛存在的专业性社会组织，还意味着代表社会公信力的能够有效约束权力的公民政治组织。我们不把获得权力当成目标，而把建立能够有效约束权力的宪政制度作为目标。我们不对任何组织和个人怀有敌意，我们所有的行为坚守温和、理性和建设性，因为我们相信，爱，是我们民族获得救赎的唯一道路。 我们的责任是共识。必须有基于责任的强烈共识——我们新公民不仅要服务于我们身边的同胞，服务于城市和乡村，我们还必须为我们民族的未来承担责任。在道德良心基础上重构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我们清楚知道制度的意义，与建立这些科学的民主法治制度同样重要的，是强大的道义力量缔造的从开始就弥漫于宪政制度运行的高贵气质和传统。为了以最小的成本完成政治文明转型，我们必须成为政治文明的基石，必须共同成长为公民社会强大的理性的力量，必须让良心和正义的力量成为社会主流，必须改变我们民族的政治文化传统，改变我们的国民性，必须给民主法治制度以纯洁美好的灵魂。 我们的责任是参与。有人说，政治是肮脏的，我远离政治。但是，政治不会因为你的远离它就远离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政治是日常化的存在，我们只能在野蛮和文明之间做出选择，我们必须做出选择。相信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有对国家和民族共同体与生俱来的爱，对国家和社会都怀着强烈的责任心，都怀着一个美好社会的梦想，甚至你的绝望和放弃恰恰是因为美好的梦想和深沉的爱，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正因为梦想，我们决不能放弃，如果我们放弃了，如果社会良心正义的力量不能成为主流，这个国家永远也没有希望。我们不必把政治当成自己的职业，但我们必须把文明政治当成自己的责任。我们不能远离政治，我们必须参与政治，以全新的公共服务精神参与政治，我们必须改变政治，让政治远离阴谋和暴力，让政治成为公共服务的美好事业。
我们的责任是奉献。我们必须成长为强大的理性的公民力量，这支力量的表现形式是一群德高望重的优秀公民的联合。我们需要博大的奉献精神，必须从内心深处彻底放弃政治就是不择手段追求权力的念头，必须彻底信仰政治就是为公众谋福利。我们需要浩然正气，我们必须成为正义的底线，必须成为社会公信力的象征。我们唯一可以仰仗的力量是道义，政治对于我们而言很简单——我们奉献了多少，捍卫了多少人的正义和尊严，承担了多少苦难。唯有这种博大的力量才能给这个社会带来希望，才能唤醒这个民族被压抑的良知，才能在道德良心基础上建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幸福的社会。 我们的责任是团结。我们是这个时代的新公民，我们不仅要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不仅要完善自己，而且要发现和我们怀着同样信念的新公民，主动团结新公民。在这个人性复苏的时代，在每一个城市和社区，在每一个县城和乡村，已经成长起来很多热心公益具有道德威望的公民，他们是小区业委会的成员，是维护集体土地权益的村民代表，是价格听证会上公众代言人，是敢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是慈善事业的带头人，是坚守良心和正义的法官，是真诚服务公众的公务员，他们代表公益，代表社会良心，代表公民社会健康的力量，代表我们民族未来的希望。 我们必须团结起来。今天，在这里，我一再强调的是责任。为了这个古老民族的现代文明转型，为了自由和幸福的政治文明，我们必须担负起责任，我们必须是基石，是道路，是未来。 许志永2009-05-10
我们的责任是奉献。我们必须成长为强大的理性的公民力量，这支力量的表现形式是一群德高望重的优秀公民的联合。我们需要博大的奉献精神，必须从内心深处彻底放弃政治就是不择手段追求权力的念头，必须彻底信仰政治就是为公众谋福利。我们需要浩然正气，我们必须成为正义的底线，必须成为社会公信力的象征。我们唯一可以仰仗的力量是道义，政治对于我们而言很简单——我们奉献了多少，捍卫了多少人的正义和尊严，承担了多少苦难。唯有这种博大的力量才能给这个社会带来希望，才能唤醒这个民族被压抑的良知，才能在道德良心基础上建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幸福的社会。 我们的责任是团结。我们是这个时代的新公民，我们不仅要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不仅要完善自己，而且要发现和我们怀着同样信念的新公民，主动团结新公民。在这个人性复苏的时代，在每一个城市和社区，在每一个县城和乡村，已经成长起来很多热心公益具有道德威望的公民，他们是小区业委会的成员，是维护集体土地权益的村民代表，是价格听证会上公众代言人，是敢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是慈善事业的带头人，是坚守良心和正义的法官，是真诚服务公众的公务员，他们代表公益，代表社会良心，代表公民社会健康的力量，代表我们民族未来的希望。 我们必须团结起来。今天，在这里，我一再强调的是责任。为了这个古老民族的现代文明转型，为了自由和幸福的政治文明，我们必须担负起责任，我们必须是基石，是道路，是未来。 许志永2009-05-10
2009年5月12日星期二
吴稼祥：朝鲜接班人问题的宿命
最近最吸引世界眼球的国家，不是奥巴马领衔主演的美国，也不是贝鲁斯科尼与美人共舞的意大利，甚至不是被萨科齐嘴皮把玩的法国，而是我行我素的朝鲜：导弹上天，公权落地。 据韩国媒体26日报道，被指定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继承人的三儿子金正云，最近被任命为朝鲜国防委员会最底层职务“指导员”，开始为继承大统做准备。 报道说，与父亲金正日从劳动党开始逐渐掌握大统不同，金正云从国防委员会开始走上接班之路，这可能与金正日提倡的“先军政治”有关。所谓先军政治，就是军事压倒一切的政治。历史上，西方的斯巴达，东方的秦国，是最早的“先军政治”国家。从党国军到党军国，再到军党国，可能是朝鲜从“主体思想”时代走向“先军政治”时代的主要线索。 自从法国大革命判了君主政治（君主立宪除外）的死刑之后，国家权力就在法理上从“私权”转变为“公权”。国家权力的公权形态有两种，一种是公民主权形态，另一种是人民主权形态。用经济学术语来描述，前者是“股份制”形态，被当今世界大多数宪政民主国家所采用；后者是“公有制”形态，曾经为所有苏联体系的国家所采用，至今还是朝鲜、古巴等国的基本政治形态。 但是，人们可能没有注意到，任何被称为公有物的东西，实际上都悬在半空中，一定要下落，落在碰巧最接近它的人的怀中。被某个人抱在怀里的公有物，就像未受到阻拦的自由落体一定要落到地面一样，它也一定要落为私有，私有从私用开始。“公权私用”，就是权力的“终身制”；从“公权私用”到“公权私有”只要一步之遥，那就是从终身制到世袭制。世袭制有兄终弟及，比如古巴；也有夫让妻受，比如前罗马尼亚；最常规的还是父权子继，比如从金日成到金正日，再到金XX。 《西游记》里有个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要我看，它是一则伟大的寓言。在东方，白骨精就是专制主义；在西方，白骨精是扩张主义。东方专制主义先是寄居在君主制度躯壳里，被各种名目的革命打碎以后，它摇身一变，变成了貌美如花的小姑娘——，有民粹主义，也有民族主义，还有更漂亮的爱X主义。可惜的是，依然有大大小小的唐僧们，还在为被打瘪的老头子和老奶奶的躯壳哭泣，等到被白骨精抓到山洞里再后悔，就已经晚了。 人类的不平等现实往往驱使人们逃避自由，追求平等，最终追求公有。但未深入探究的人可能想不到：被共同占有的东西如果是一次性消费品，那是平均消费；如果被共同占有的东西是财产或权力，即使全社会的人环绕着它呈圆周等距离分布，等到可以接近它的哨子一旦吹响，占有它的比赛就开始了，能力最强的人，就是最先占有它的人，靠近这个幸运儿的，可以分一杯羹。如果说，这种状况下，还有什么平等的话，那只有是平等地挨饿，或平等地被奴役。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离开了自由的平等，只能是人类的噩梦。在自由的不平等下，你还可以改变你的现状；在不自由的所谓平等下，你只能接受宿命。 这个宿命，就像“公权”目前正在朝鲜半岛自由下落一样，谁也不能阻挡。
2009年5月1日星期五
中国新疆核实验19万人死亡, 129万人受害
中国新疆核实验19万人死亡, 129万人受害(图) (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01日 首发-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
博讯记者方向东京报道, 据日本产经新闻4月30日消息, 到1996年为止中国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举行过46次核实验, 因为核实验急剧死亡的维吾尔人有19万人之多,受到急性放射线影响者高达129万人, 其中在包括到过丝绸之路的日本旅游者27万人.
透露这些数据的是日本札幌医科大学核防护学教授高田纯, 高田教授在5月1日出版的月刊"正论"杂志上,以"中国共产党放置在丝绸之路的核冒险恐怖"为题, 发表了他的研究论文.
高田教授从2002年8月调查研究中国核实验造成的影响, 从46次核实验的爆炸威力, 放射线当量, 气象数据, 人口密度分布等计算出以上被害人口数据的.
其中在楼兰古迹附近3次举行的万亿吨级核爆炸所放射的高能射线产生了大量的"核沙暴", "核沙暴"随风流, 降落在相当与136倍东京都面积的新疆附近地区,造成急剧死亡的维吾尔人有19万人之多, 受到急性放射线影响者高达129万人, 其中早产奇形胎儿有3万5000多人, 白血病3700多人, 甲状腺癌1万3000人以上.
高田教授的论文披露, 中国的核实验缺乏足够的核防护措施, 对受害的维吾尔人没有实施充分的医疗保护,129万多受害者的很大一部分可能已经死亡.
高田教授的论文披露, 核实验的被害规模超过二战日本广岛原子弹的4倍. 高田教授说:"其他地域核灾害的研究成果与现实的受害情况基本一致, 可以相信这些数据基本反映了实际状况, 从人道角度看这种程度被害的例子几乎还没有过. 加上中国政府的信息封锁, 这样的灾难绝对是一种国家犯罪".
另外, 高田教授还指出, 从1964年到1996年, 有27万日本人旅游过丝绸之路, 对于涉足过核实验临近区或"核沙暴"污染区域的日本人是否有影像, 有必要进行调查. (博讯记者：方向)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boxun.com)
博讯记者方向东京报道, 据日本产经新闻4月30日消息, 到1996年为止中国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举行过46次核实验, 因为核实验急剧死亡的维吾尔人有19万人之多,受到急性放射线影响者高达129万人, 其中在包括到过丝绸之路的日本旅游者27万人.
透露这些数据的是日本札幌医科大学核防护学教授高田纯, 高田教授在5月1日出版的月刊"正论"杂志上,以"中国共产党放置在丝绸之路的核冒险恐怖"为题, 发表了他的研究论文.
高田教授从2002年8月调查研究中国核实验造成的影响, 从46次核实验的爆炸威力, 放射线当量, 气象数据, 人口密度分布等计算出以上被害人口数据的.
其中在楼兰古迹附近3次举行的万亿吨级核爆炸所放射的高能射线产生了大量的"核沙暴", "核沙暴"随风流, 降落在相当与136倍东京都面积的新疆附近地区,造成急剧死亡的维吾尔人有19万人之多, 受到急性放射线影响者高达129万人, 其中早产奇形胎儿有3万5000多人, 白血病3700多人, 甲状腺癌1万3000人以上.
高田教授的论文披露, 中国的核实验缺乏足够的核防护措施, 对受害的维吾尔人没有实施充分的医疗保护,129万多受害者的很大一部分可能已经死亡.
高田教授的论文披露, 核实验的被害规模超过二战日本广岛原子弹的4倍. 高田教授说:"其他地域核灾害的研究成果与现实的受害情况基本一致, 可以相信这些数据基本反映了实际状况, 从人道角度看这种程度被害的例子几乎还没有过. 加上中国政府的信息封锁, 这样的灾难绝对是一种国家犯罪".
另外, 高田教授还指出, 从1964年到1996年, 有27万日本人旅游过丝绸之路, 对于涉足过核实验临近区或"核沙暴"污染区域的日本人是否有影像, 有必要进行调查. (博讯记者：方向)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boxun.com)
2009年4月22日星期三
达赖喇嘛：中共对于人权「行为像个孩子」
达赖喇嘛：中共对于人权「行为像个孩子」
(博讯2009年04月22日发表) (博讯2009年04月22日发表)
[2009年4月22日]达赖喇嘛周三批评中共以"孩子般的行为",打击藏人和其它少数民族,并称其缺乏成为真正超级大国的道德勇气.西藏精神领袖告诉日本记者,虽然中国拥有军事,经济和人口强项,却担心害怕着这群小小少少的异议人士.赴欧洲与美国访问前,于东京所举行的新闻记者会上,他说,他看到中国"如此泱泱大国,行为举止却像个孩子"他说,这个政府经常把不同意见的人抓起来关押,但强调说,"这样一个超过10亿人口的大国,应该没有必要对这种异议人士感到恐惧.""一. 两个持有不同的看法的人,立即成为他们政府眼中的麻烦.不,你们是一个大国,应该拥有更多的自信."他说,虽然西藏人民都是穷困的,但是宽大的心胸与他们同在."中国政府的弱点,就是讯息不透明,总是歪曲真相."西藏领袖达赖喇嘛表示,中国正在迈向成为超级大国的路上,已拥有"人口的力量,军事的力量,与经济的力量.""现在,第四个成为超级大国的条件,就是道德勇气."他说."这是非常缺乏的;而道德勇气是非常重要的,信任是主要的关键,国家机密销毁了信任.这是趋向道德勇气最大的障碍." 达赖喇嘛于1959年因西藏抗暴失败后逃离西藏,进入印度流亡,已经有50年的时间,还有面对中共武力镇压西藏示威抗议也有一年多的时间.激烈的反中示威抗议,于去年3月在拉萨,与整个西藏和邻近地区漫延开来.这让中国政府非常的难堪,因为当时正准备主办北京夏季奥运.西藏运动组织说,成千上万的人可能在镇压中遭到逮捕,以及西藏流亡政府表示,超过200人被杀害.北京当局仅表示,有21名"暴徒"死亡,其武警部队只有击毙一名"叛乱份子".当被问及中共宣判,在示威抗议期间纵火案件,包括死刑.达赖喇嘛说,虽然罪犯应该受到惩罚,但他无法相信中国的法院."所有这些判决,都有政治的动机."他说,"所以我们有所保留.""中华人民共和国[PRC],整体而言,没有法治,也没有独立的司法部门;所有的一切都是操控在党中央的掌中."中国指责达赖喇嘛煽动骚乱,才会造成不得不以武力镇压该地区.达赖喇嘛说,他只寻求西藏可以在中共的领导下,获取更大的自治权,北京却称他为分裂主义份子,并且向世界各国领导人施压,不要与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会晤.周三,他反驳说,中共统治者"非常短视"和"在他身上加诸罪名".他们本身的行为,早就是"分裂份子"了."为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的经济发展,诚挚努力的维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提供给我们最小的自主权,以保障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精神和环境"新闻记者会结束前,他笑着说,他预计中共官媒新华社,很快的就会对他的评论发表"臭骂".达赖喇嘛预计行程于周三,搭机前往美国和欧洲,其中包括丹麦,冰岛和荷兰. www.thetibetpost.com www.thetibetpost.com
原文网址： http://
[2009年4月22日]达赖喇嘛周三批评中共以"孩子般的行为",打击藏人和其它少数民族,并称其缺乏成为真正超级大国的道德勇气.西藏精神领袖告诉日本记者,虽然中国拥有军事,经济和人口强项,却担心害怕着这群小小少少的异议人士.赴欧洲与美国访问前,于东京所举行的新闻记者会上,他说,他看到中国"如此泱泱大国,行为举止却像个孩子"他说,这个政府经常把不同意见的人抓起来关押,但强调说,"这样一个超过10亿人口的大国,应该没有必要对这种异议人士感到恐惧.""一. 两个持有不同的看法的人,立即成为他们政府眼中的麻烦.不,你们是一个大国,应该拥有更多的自信."他说,虽然西藏人民都是穷困的,但是宽大的心胸与他们同在."中国政府的弱点,就是讯息不透明,总是歪曲真相."西藏领袖达赖喇嘛表示,中国正在迈向成为超级大国的路上,已拥有"人口的力量,军事的力量,与经济的力量.""现在,第四个成为超级大国的条件,就是道德勇气."他说."这是非常缺乏的;而道德勇气是非常重要的,信任是主要的关键,国家机密销毁了信任.这是趋向道德勇气最大的障碍." 达赖喇嘛于1959年因西藏抗暴失败后逃离西藏,进入印度流亡,已经有50年的时间,还有面对中共武力镇压西藏示威抗议也有一年多的时间.激烈的反中示威抗议,于去年3月在拉萨,与整个西藏和邻近地区漫延开来.这让中国政府非常的难堪,因为当时正准备主办北京夏季奥运.西藏运动组织说,成千上万的人可能在镇压中遭到逮捕,以及西藏流亡政府表示,超过200人被杀害.北京当局仅表示,有21名"暴徒"死亡,其武警部队只有击毙一名"叛乱份子".当被问及中共宣判,在示威抗议期间纵火案件,包括死刑.达赖喇嘛说,虽然罪犯应该受到惩罚,但他无法相信中国的法院."所有这些判决,都有政治的动机."他说,"所以我们有所保留.""中华人民共和国[PRC],整体而言,没有法治,也没有独立的司法部门;所有的一切都是操控在党中央的掌中."中国指责达赖喇嘛煽动骚乱,才会造成不得不以武力镇压该地区.达赖喇嘛说,他只寻求西藏可以在中共的领导下,获取更大的自治权,北京却称他为分裂主义份子,并且向世界各国领导人施压,不要与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会晤.周三,他反驳说,中共统治者"非常短视"和"在他身上加诸罪名".他们本身的行为,早就是"分裂份子"了."为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的经济发展,诚挚努力的维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提供给我们最小的自主权,以保障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精神和环境"新闻记者会结束前,他笑着说,他预计中共官媒新华社,很快的就会对他的评论发表"臭骂".达赖喇嘛预计行程于周三,搭机前往美国和欧洲,其中包括丹麦,冰岛和荷兰. www.thetibetpost.com www.thetibetpo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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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boxun.com/news/gb/intl/2009/04/20090422170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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