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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虾：邓玉娇不能代表中国吗？

草虾：邓玉娇不能代表中国吗？
(博讯2009年05月19日发表)

2009春夏之交的野三关风波，是由西部开发的大气候和巴东县的小气候决定的，迟早要来的。 巴东警官在恩施传媒网录像中的说辞，以及所谓“5.10”案情通报，让我感觉他们试图垄断案件的话语权、剥夺公众的知情权、否认邓玉娇的正当防卫权、滋味反击权，从而掩盖这个案件的真实背景。但是从恩施传媒网录像中的野三关派出所所长的发言可以看到，恩施州和野三关镇，这两级的舆论是同情邓玉娇的，但是夹在中间的巴东县却是相反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案件的政治责任落在巴东县的党委和政府，他们怎么敢让自己境内的草民邓玉娇成为如火如荼的公民抗暴运动的偶像呢？ 一切为了和谐，一切为了稳定。

[1,案件的性质，忧郁症还是腐败症？ (博讯boxun.com)


所以他们羁押邓玉娇于精神病院，追查她的忧郁症和作案工具的来源。 其实这个案子当中真正的作案工具，应该是邓贵大手中的钱、邓贵大手中的权。 一个好端端的国家干部，一个44岁正需要供养孩子上大学的父亲，怎么会有那么多余的人民币去打人民的脸呢？ 这么多钱从何而来？ 邓贵大是第一回吗？ 是第一个吗？ 野三关的招商办主任邓贵大，相当于北京的商务部长薄熙来，是当地公款消费的衣食父母，哪家宾馆饭店敢于得罪他？ 这把刀的来源并不重要，她既可以是娱乐包房里准备给顾客削水果的，也可以是邓玉娇早就带着防身的，并不奇怪。 忧郁症在青春期少女当中是常见的，一个怀着美好的人生憧憬和爱情梦幻的少女，被迫谋生在污泥坑，总要战战兢兢的思考如何出污泥而不染，能不忧郁吗？

忧郁的不仅是邓玉娇，我们也都忧郁啊，否则不会泡网写帖。 温家宝也很忧郁嘛，否则不会动则流泪。 胡锦涛也很忧郁嘛，否则不会眼脸阴沉。林黛玉忧郁，所以葬花；屈原忧郁，所以离骚。 忧郁症的特征是任凭折磨绝不反抗，绝不会狂躁杀人。 杨佳也很忧郁啊，但是杀警了，所以警方的说法是杨佳患有双重人格。

邓玉娇拒绝强暴而杀人，是忧郁症。 如果不拒绝呢，为了获得打在自己脸上的人民币而接受强暴，不也是忧郁症吗？ 总之，作为人民是逃不掉的99%的忧郁症。 如果能用人民币打人民的脸，如果用宝马飙车，才能想显得不忧郁，是不是啊？ 以前我们说“烦着呢”“郁闷着呢”，以后统统改口说“忧郁着呢”。 富人忧郁了，可以洗脚、可以飙车、可以俯卧撑；穷人忧郁了，只好吃药，只好打酱油、只好躲猫猫。以前说围攻中南海，以后说水浴中南海。 以后不说去洗头召妓，说去招商。

巴东警方的说辞，假装他们不懂招妓，其实是有规矩的。 娱乐场所的招妓，一定是通过妈咪的（名片通常是某某娱乐城公关经理），客人说明需要什么样的小姐和什么级别品种的服务，价格大概多少，妈咪找来小姐，看得满意了，客人与小姐再展开私下洽谈。 邓贵大不找妈咪谈，而是随便看到一个女性就要求服务，随便就摁倒在沙发上，这是什么行为呢？ 黄德智、邓贵小为何不阻止邓贵大的暴行呢？分明是一个轮奸集团。 我跟邓贵大一样的44岁，听了录像当中邓玉娇的揪心哭诉“爸爸，他们打我！”--那份挥散不去的惊恐，想起高智晟大哥的女儿挨打，我的想法就是应该三个一起杀掉，这种针对少女的乱伦暴行应该是格杀勿论。

[2,招妓娱乐，能否逼良为娼？ ]

巴东警方的案情通报当中，是招商办主任的陪客公务，而且没有了那位“邓贵小”先生，这样就把案情歪曲为：邓贵大执行公务，为当地人民招商，去娱乐城也是为人民服务的，邓玉娇的服务态度不好，邓贵大作为普通消费者投诉，邓玉娇的态度更加恶劣；邓玉娇早就患有忧郁症，似乎早就想找机会杀人解闷，于是爆发了。 一个正当防卫问题转化为一个服务态度问题，是非曲折完全颠倒。

问题是，邓玉娇在怎样的情况下拔刀的呢？ 若不拔刀会有什么后果呢？我记得有个案子，一个宾馆的女服务生被几位官员轮奸致死，再被抛尸于楼下，警方的结论是这位少女自杀，因为患有忧郁症。 她的父母乡亲都不服，上访几级，都被当地警方镇压掉了。邓贵大老师平时想必也是一位好党员好干部，有能力有修养，否则当不到野三关的商务部长，而且平时也讲廉洁的，也讲为人民服务的。 但是为什么会拿人民币打人民的脸呢？ 父亲会对女儿这样吗？ 老师会对同学这样吗？必定是理智丧失、兽性大发，必定是喝了酒吃了药，看见母猪当貂蝉，何况邓玉娇呢？黄德智、邓贵小能不喝酒吗、能不吃药吗？ 三条精装大汗，轮奸一个少女致死，然后抛尸，当地官府掩盖...这绝不是杜撰的风险。 如果邓玉娇平常没有看见过这里发生的龌龊事情，也不会采取果断措施。

巴东警方无法抹杀的问题是，修脚刀是修理灰趾甲的，怎么会来修你的脖子呢？ 或者你的脖子为什么会送到修脚刀下修理呢？

做人不能太巴东了，是不是？

现在，这个梦幻城的老板，就像杨佳案中的租车行老板，最有知情权。 他也许闭口不谈，也许不会出现在后续的审判当中。 但是，他最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最知道邓贵大来这里是第几次、第几个。 顺藤摸瓜，端出的腐败窝子是整个野三关镇、整个巴东县、整个恩施州、整个湖北省...为什么不端呢？


正当防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纸面原则之一，然后几十年来的司法实践当中从来没有兑现，特别是在官民冲突中，例如公民如果遭受暴力杀胎、暴力拆迁都不能反抗，否则要被作为杀人犯、精神病。这样的司法体系，用意就在于让人民逆来顺受，让人民不懂得正当防卫是世界人权宣言规定的免除恐怖的神圣权力。


[3,邓玉娇代笔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一则消息说一个中国小官在新加坡嫖妓被抓，回国后居然又受到中国的警察的处理，说法是：“你是一个中国人，代表着中国的形象，你嫖妓让中国的形象受损了，所以要处罚你。”那么，遍布地球的卖淫的中国女人就没有代表中国吗？代表中国去操，要受处罚，那么代表中国被操，要不要受处罚呢？

邓玉娇那个土家族，还出产了王昭君、宋祖英、贺龙等等名人。 王昭君代表中国被操的，成了民族英雄。 宋祖英曾经由海军护卫着来到悉尼滩上，其表演是代表中国的。去年的林妙可的奥运伪唱，据说也是为了代表中国。那么，邓玉娇能不能代表中国呢？我看是可以的。 邓贵大能不能代表中国呢？我看也是可以的。

邓贵大代表着一个龌龊的中国、一个腐败的中国、一个暴虐的中国、一个垂死的中国、一个党和政府的中国。
邓玉娇代表着一个纯洁的中国、一个反腐的中国、一个抗暴的中国、一个新生的中国、一个人民的中国。

我们纳税养活的这个我们的党，本来应该是个很好的党。20年前，我们很忧郁，办法是热泪盈眶的跪捧着老邓贵大的脚丫子说“您老84了，您的一生是伟大的，但是您的脚丫子太脏了，满是癣疥，我们帮你修修脚吧！”结果呢？ 老邓贵大用拖拉机修理我们，以后有了江贵大、胡贵大、温贵大、习贵大...去年有个杨玉骄，因为受到吴贵小的修理，上访无门，愤而不再忧郁，修理掉了六个巴东，结果是被政法委的周贵大及其上海小舅子吴贵大修理掉了。


看来，我们养活的伟大的党，总有野三关邓贵大之流的脚癣足疥需要修理，就像邓玉娇、杨玉骄这样的修理。 但若总是不让我们修脚呢？

我们只好帮我们的党修脖子。 _(博讯记者：草虾)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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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9/05/20090519224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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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对

6尺开4

许志永-政治文明与公民责任

怀着一个世纪以前先辈们同样的梦想，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求一种共识，在中华民族通往现代文明的道路上，我们是谁？我们应当为我们民族的未来承担什么责任？ 我们是这个社会中比较善良的人。每个人内心都有善的一面——乐于帮助他人，也都有恶的一面——损人利己的欲望和冲动。有的人损人利己甚至没有底线，有的人在非常恶劣的环境下依然坚守内心的道德法则，而大部分人行为受利益诱导。一个美好的社会里，恶人得到正义的惩罚，大部分人抑恶扬善。一个道德沦落的社会里，恶人当道，好人吃亏，大部分人抑善扬恶，从小教育孩子学会提防陌生人。我们是这个社会中比较善良的人。我们富有同情心，我们常常为真、善、美而感动，我们不会为私利放弃做人的原则，任何时候我们都会坚守良心的底线。我们就像黑砖窑里的奴工陈小军一样，所有被打的奴工后来有的人成了职业打手，更多的人在胁迫下也会殴打后来者，但陈小军从来不打别人，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他仍然坚守善良的底线。 我们是这个社会中个性比较执着的人。正如人性中有善恶之分一样，人的个性也有强弱之分，有的人个性倔强，违背了自己的意愿就要反抗，而有的人个性温顺，甚至逆来顺受，中国自古就有屈死不告状之说。我们属于社会中个性比较执着的人。面对特权腐败，面对邪恶的不公正，有人成为帮凶，很多人选择了沉默，而我们，从不放弃内心对公平正义的渴望，我们呐喊，我们抗争，哪怕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哪怕有人说我们偏执。其实，社会进步往往是那些“偏执”的不安分的人推动的，大量上访者聚集北京不是他们的性格出了问题，而是我们的社会出了问题。 我们是这个社会中更关心公共利益的人。每个人都会关心公共利益，这是人的本能。但有些人更加关心公共利益，甚至以维护公共利益为自己的职业，通过维护公共利益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们就是这样一群人，在一个人性复苏公共精神兴起的年代，我们走在前列。我们热心公共利益，为陌生人的权利和尊严而努力，为普遍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而奋斗，我们为此感到幸福和骄傲。 我们是新时代的中国公民，是率先站起来的一部分大写的人。我们不是那生来俯首卑微的臣民，我们相信国家属于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相信“打江山坐江山”的野蛮政治逻辑已经成为过去。我们不是生来被奴役被剥夺的贱民，我们相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绝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相信那些写在纸上的条文，我们相信。我们不是历史灾变面前蝼蚁般无声无息的草民，我们相信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是我们的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是被欺诈和不义掠去诚信底线的刁民，任何时候我们都坚守内心的道德和希望的阳光。我们不是被仇恨和绝望燃烧的暴民，我们相信自由、理性、宽容和爱。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因为我们怀着共同的梦想。 我梦想着有一天这是一个政治文明的国度。在这个民主法治健全的国家里，权力服从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政治是为公众谋福利的美好事业，政权更替不是伴随着动荡和恐惧，而是人民节日的庆典。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寡廉鲜耻的阴谋家永远退出历史舞台，至少他们不能以胜利者的姿态趾高气扬，腐败分子如过街老鼠一样无处藏身，执政者的权力和尊严来自崇高的道德和为人民谋福利的能力，来自人民发自内心的赞赏和拥戴。 当人民的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不会有成千上万的冤民仅仅因为来国家的首都寻求正义就被驱逐，被殴打，被关进各种各样的黑监狱。人民的代表来到北京不是为了拉关系，不是为了贿赂，他们是来履行法定职责，他们真正代表人民。 最高法院门前不会充满怨忿而又无奈的上访人群，法官不是庞大官僚体制中卑微的一员，他们是社会正义的守护神，他们可以浩然正气地说——我忠于法律和良心，我有资格代表正义！一个社会如果无权无势者找不到正义的底线，找不到说理地方，和谐只是一个遥远的梦。现在，已经到了法官回归良心树立社会正义底线的时候了！ 每一个官员不会冷漠相向于人民，政府大门会向每一个公民友善地开放，我们有权利向市长当面提出意见，有权利在媒体上批评现任的官员。我们的“公仆”真正以为公众谋福利作为人生价值的实现，他们不得不重视我们手中的选票，他们应当是一群为公众谋福利的人，即使有自己的野心和欲望，也绝没有机会膨胀。 我梦想着有一天，这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 人与人之间不是没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能没有底线。最贫困的人也应当有基本的生活和权利保障，他们应当有体面和尊严的生活。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应当为这个社会承担更大的责任。富有的人可以购买奢华的生活，但不可以拥有法外的权力；掌握权力的人可以行使权力，但不可以践踏别人的尊严。 在法律面前，在人格尊严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一个清洁工和国家领导者之间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不存在法律之外的命令服从关系。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不是以权力为中心的社会，不是一个特权腐败的社会，不是所有的职业都失去尊严和荣耀的社会。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里，每一个人在社会上都能找到自己适自己的职业，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职业感到骄傲。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不在于权势，而在于道德良心的坚守。 我梦想着有一天，这是一个自由幸福的国家。 这将是一个真正自由和人性尊严的国度。官员们不需要充当两面人——在家是好父亲、好丈夫到了工作岗位就得放下良心，他们只需要靠自己的才能和品德就可以升到更合适的位置。法官不需要低三下四去迎合一个法盲的命令，企业家不需要经常讨好官员，医生不需要偷偷地收下红包，律师不需要在当事人和法官之间充当皮条客。我们不需要自己纳税养活一大群人来审查电影和文学，不用养活一大群人专门删除网上言论，不用担心在网络上批评政府遭到跨省追捕，不用担心自己因为宗教信仰而被骚扰，不用担心自己的学术著作通不过漫长的审查。 作为中国公民，我们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一个道德良心基础上的社会。我们不需要贿赂法官也可以在家里安心等待正义的判决，不需要给医生塞红包也不用担心家人做手术时遭到歧视或虐待，不需要缴纳昂贵的借读费也放心自己的孩子会受到平等的教育。当我们开车行驶在路上，即使没有摄像头我们也不会闯红灯，因为我们相信法律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安全；当我们的房子要拆迁改造了，我们不会赶紧为了多得补偿而建新房子，因为我们相信，补偿款不会被克扣，国家会给每一个人公正的赔偿；当法院判决我们输了官司，我们不会拒绝履行，因为我们相信，法官的判决基于法律和良心；当地震灾区需要捐款，我们愿意尽最大努力，不用担心捐款会被贪污和挥霍。在一个道德良心主导的社会中，我们人性的善得到最大的张扬，恶得到最大的抑制，诚实、信用、友爱、互助将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我们的社会没有那么多麻木和冷酷，没有那么多烦恼和愤怒，每一个人脸上是纯真的笑容。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求一种共识，为了这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为我们民族的未来承担什么责任。 中国必然要完成现代文明转型，必然会成为一个民主法治健全、社会公平正义、人民自由幸福的国家。问题在于，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我们民族要为此付出多大代价。 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先辈们呐喊过，奋斗过，但我们始终没能走出历史的阴影。今天，政治文明的责任历史地落在了我们这一代人身上。 有人说，中国一旦民主化将天下大乱。不管这种担忧是否真诚，至少，有一种可能，当现有权力体系突然崩溃，中国社会有可能陷于长时间纷乱。当然，我们并不认为，中国会重蹈二十世纪军阀混战的覆辙，毕竟21世纪人类已经形成民主、法治、人权的普遍共识。 但是，长时间的纷乱也会让人厌恶，而且国家也有分裂的危险。如果我们的民主制度运行在深厚的专制文化土壤上，如果大部分投身于民主规则的人无原则追逐私利而缺乏起码的公共精神，如果那些高喊民主口号的人并不能给普通民众带来自由和幸福，我们追求的民主又能比我们批评的专制好多少？ 当然，从长期来看，至少在当代，民主优于专制，很长时间磨合以后，民主制度也会逐步完善，也会良性运行，也会激发政治的美德。但是，我们的责任是——最小的代价，不要忘记，我们民族已经错过了整个二十世纪。世界上没有一个绝对完美的制度，同样的民主制度在一些国家运行良好，在另一些国家带来纷乱，根本原因在于制度运行缺乏道德或者文化的支撑。因此，我们的责任不仅是健全民主法治制度，更是有必要从一开始，或者说，从变革的过程中就要给民主法治制度奠定高贵的政治文明传统。 有人担心，中国有没有可能建立政治文明的文化传统。美国有基督教文化背景，有华盛顿麦迪逊等人为文明政治树立的高贵榜样，而我们国家自传说中的禅让制以后，两千年的政治文化是“打江山坐江山”一脉相承。 但是文化未必决定命运，漫长的专制历史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永远不能享有民主、法治和自由。文化是一种信念，是一种普遍的心理预期，当一个人根据生活经验预感到别人不去遵守法律的时候，他也就不去遵守法律，因为遵守法律的人会吃亏的，当特权腐败成为生活常态的时候，每个人面对纠纷首先就想到了关系。这种普遍的心理预期是可以改变的，因为道德是可以唤醒的，因为所有的人内心都有善的一面。 必须建立一种新的信念，一种新的预期，让这种新的预期主导我们的社会，必须让人们相信，不去贿赂也能得到公正，让人们相信，从明天起，所有人都不去贿赂，贿赂者会得到惩罚。是的，必须让人们相信。必须有一种力量让人们相信。我们必须成长为这样的力量。 今天，我们最重要的使命不是批评——尽管批评很重要，不是革命——革命不能带来民主和自由，不是改良——尽管我们一直在努力推动改良，我们最重要的使命是建设，建设强大的健康的公民社会。我们从不放弃改良的努力，但把握改良道路的不是我们，我们只能是怀着美好的期望。我们能负责的是我们自己，任何时候，公民社会的成长只会有助于我们政治文明梦想的实现。 公民社会不仅意味着广泛存在的专业性社会组织，还意味着代表社会公信力的能够有效约束权力的公民政治组织。我们不把获得权力当成目标，而把建立能够有效约束权力的宪政制度作为目标。我们不对任何组织和个人怀有敌意，我们所有的行为坚守温和、理性和建设性，因为我们相信，爱，是我们民族获得救赎的唯一道路。 我们的责任是共识。必须有基于责任的强烈共识——我们新公民不仅要服务于我们身边的同胞，服务于城市和乡村，我们还必须为我们民族的未来承担责任。在道德良心基础上重构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我们清楚知道制度的意义，与建立这些科学的民主法治制度同样重要的，是强大的道义力量缔造的从开始就弥漫于宪政制度运行的高贵气质和传统。为了以最小的成本完成政治文明转型，我们必须成为政治文明的基石，必须共同成长为公民社会强大的理性的力量，必须让良心和正义的力量成为社会主流，必须改变我们民族的政治文化传统，改变我们的国民性，必须给民主法治制度以纯洁美好的灵魂。 我们的责任是参与。有人说，政治是肮脏的，我远离政治。但是，政治不会因为你的远离它就远离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政治是日常化的存在，我们只能在野蛮和文明之间做出选择，我们必须做出选择。相信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有对国家和民族共同体与生俱来的爱，对国家和社会都怀着强烈的责任心，都怀着一个美好社会的梦想，甚至你的绝望和放弃恰恰是因为美好的梦想和深沉的爱，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正因为梦想，我们决不能放弃，如果我们放弃了，如果社会良心正义的力量不能成为主流，这个国家永远也没有希望。我们不必把政治当成自己的职业，但我们必须把文明政治当成自己的责任。我们不能远离政治，我们必须参与政治，以全新的公共服务精神参与政治，我们必须改变政治，让政治远离阴谋和暴力，让政治成为公共服务的美好事业。

我们的责任是奉献。我们必须成长为强大的理性的公民力量，这支力量的表现形式是一群德高望重的优秀公民的联合。我们需要博大的奉献精神，必须从内心深处彻底放弃政治就是不择手段追求权力的念头，必须彻底信仰政治就是为公众谋福利。我们需要浩然正气，我们必须成为正义的底线，必须成为社会公信力的象征。我们唯一可以仰仗的力量是道义，政治对于我们而言很简单——我们奉献了多少，捍卫了多少人的正义和尊严，承担了多少苦难。唯有这种博大的力量才能给这个社会带来希望，才能唤醒这个民族被压抑的良知，才能在道德良心基础上建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幸福的社会。 我们的责任是团结。我们是这个时代的新公民，我们不仅要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不仅要完善自己，而且要发现和我们怀着同样信念的新公民，主动团结新公民。在这个人性复苏的时代，在每一个城市和社区，在每一个县城和乡村，已经成长起来很多热心公益具有道德威望的公民，他们是小区业委会的成员，是维护集体土地权益的村民代表，是价格听证会上公众代言人，是敢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是慈善事业的带头人，是坚守良心和正义的法官，是真诚服务公众的公务员，他们代表公益，代表社会良心，代表公民社会健康的力量，代表我们民族未来的希望。 我们必须团结起来。今天，在这里，我一再强调的是责任。为了这个古老民族的现代文明转型，为了自由和幸福的政治文明，我们必须担负起责任，我们必须是基石，是道路，是未来。 许志永2009-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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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稼祥：朝鲜接班人问题的宿命

最近最吸引世界眼球的国家，不是奥巴马领衔主演的美国，也不是贝鲁斯科尼与美人共舞的意大利，甚至不是被萨科齐嘴皮把玩的法国，而是我行我素的朝鲜：导弹上天，公权落地。 　　　　据韩国媒体26日报道，被指定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继承人的三儿子金正云，最近被任命为朝鲜国防委员会最底层职务“指导员”，开始为继承大统做准备。　　　　报道说，与父亲金正日从劳动党开始逐渐掌握大统不同，金正云从国防委员会开始走上接班之路，这可能与金正日提倡的“先军政治”有关。所谓先军政治，就是军事压倒一切的政治。历史上，西方的斯巴达，东方的秦国，是最早的“先军政治”国家。从党国军到党军国，再到军党国，可能是朝鲜从“主体思想”时代走向“先军政治”时代的主要线索。　　　　自从法国大革命判了君主政治（君主立宪除外）的死刑之后，国家权力就在法理上从“私权”转变为“公权”。国家权力的公权形态有两种，一种是公民主权形态，另一种是人民主权形态。用经济学术语来描述，前者是“股份制”形态，被当今世界大多数宪政民主国家所采用；后者是“公有制”形态，曾经为所有苏联体系的国家所采用，至今还是朝鲜、古巴等国的基本政治形态。　　　　但是，人们可能没有注意到，任何被称为公有物的东西，实际上都悬在半空中，一定要下落，落在碰巧最接近它的人的怀中。被某个人抱在怀里的公有物，就像未受到阻拦的自由落体一定要落到地面一样，它也一定要落为私有，私有从私用开始。“公权私用”，就是权力的“终身制”；从“公权私用”到“公权私有”只要一步之遥，那就是从终身制到世袭制。世袭制有兄终弟及，比如古巴；也有夫让妻受，比如前罗马尼亚；最常规的还是父权子继，比如从金日成到金正日，再到金XX。　　　　《西游记》里有个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要我看，它是一则伟大的寓言。在东方，白骨精就是专制主义；在西方，白骨精是扩张主义。东方专制主义先是寄居在君主制度躯壳里，被各种名目的革命打碎以后，它摇身一变，变成了貌美如花的小姑娘——，有民粹主义，也有民族主义，还有更漂亮的爱X主义。可惜的是，依然有大大小小的唐僧们，还在为被打瘪的老头子和老奶奶的躯壳哭泣，等到被白骨精抓到山洞里再后悔，就已经晚了。　　　　人类的不平等现实往往驱使人们逃避自由，追求平等，最终追求公有。但未深入探究的人可能想不到：被共同占有的东西如果是一次性消费品，那是平均消费；如果被共同占有的东西是财产或权力，即使全社会的人环绕着它呈圆周等距离分布，等到可以接近它的哨子一旦吹响，占有它的比赛就开始了，能力最强的人，就是最先占有它的人，靠近这个幸运儿的，可以分一杯羹。如果说，这种状况下，还有什么平等的话，那只有是平等地挨饿，或平等地被奴役。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离开了自由的平等，只能是人类的噩梦。在自由的不平等下，你还可以改变你的现状；在不自由的所谓平等下，你只能接受宿命。　　　　这个宿命，就像“公权”目前正在朝鲜半岛自由下落一样，谁也不能阻挡。

中国新疆核实验19万人死亡, 129万人受害

中国新疆核实验19万人死亡, 129万人受害(图) (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01日 首发-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
博讯记者方向东京报道, 据日本产经新闻4月30日消息, 到1996年为止中国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举行过46次核实验, 因为核实验急剧死亡的维吾尔人有19万人之多,受到急性放射线影响者高达129万人, 其中在包括到过丝绸之路的日本旅游者27万人.
透露这些数据的是日本札幌医科大学核防护学教授高田纯, 高田教授在5月1日出版的月刊"正论"杂志上,以"中国共产党放置在丝绸之路的核冒险恐怖"为题, 发表了他的研究论文.
高田教授从2002年8月调查研究中国核实验造成的影响, 从46次核实验的爆炸威力, 放射线当量, 气象数据, 人口密度分布等计算出以上被害人口数据的.
其中在楼兰古迹附近3次举行的万亿吨级核爆炸所放射的高能射线产生了大量的"核沙暴", "核沙暴"随风流, 降落在相当与136倍东京都面积的新疆附近地区,造成急剧死亡的维吾尔人有19万人之多, 受到急性放射线影响者高达129万人, 其中早产奇形胎儿有3万5000多人, 白血病3700多人, 甲状腺癌1万3000人以上.
高田教授的论文披露, 中国的核实验缺乏足够的核防护措施, 对受害的维吾尔人没有实施充分的医疗保护,129万多受害者的很大一部分可能已经死亡.
高田教授的论文披露, 核实验的被害规模超过二战日本广岛原子弹的4倍. 高田教授说:"其他地域核灾害的研究成果与现实的受害情况基本一致, 可以相信这些数据基本反映了实际状况, 从人道角度看这种程度被害的例子几乎还没有过. 加上中国政府的信息封锁, 这样的灾难绝对是一种国家犯罪".
另外, 高田教授还指出, 从1964年到1996年, 有27万日本人旅游过丝绸之路, 对于涉足过核实验临近区或"核沙暴"污染区域的日本人是否有影像, 有必要进行调查. (博讯记者：方向)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boxun.com)